第44节

　　一周以后，赵梦龙又被带回学校，参加“批斗大会”。他被两个人押着，站在操场的水泥台上，弯着腰，低着头。一些教师和学生登台发言，揭发批判他平时流露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想，以及他在讲课时散布的反动言论。“批斗大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肌肉僵硬了，他的神经麻木了。但是当他最后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被押下台的时候，他的目光与站在人群后面的李艳梅那痛苦的目光相遇了，他觉得心被刺中了。
　　后来，赵梦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判了无期徒刑。
　　判刑后，赵梦龙的头脑反而清醒了。坐在铁窗下，面对人生绝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李艳梅。他该怎么办？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他绝不能连累心爱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他盼望李艳梅来看他；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李艳梅来看他。每天望穿铁门，他既失望，又庆幸。
　　然而，就在他即将被押到新疆的劳改场服刑时，李艳梅来看守所看望他了。见面后，姑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看着他，半天没有说出话。还是他先问：“你怎么来了？这让别人知道了多不好。”
　　“没关系。”李艳梅终于张开了嘴，然后看着赵梦龙的眼睛小声问道：“那……那真是你写的吗？”
　　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赵梦龙责无旁贷地坚强了起来。他苦笑了一下，然后故作轻松地反问道：“你认为我会干那种傻事儿吗？”
　　“我当然不信。可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句话已经到了赵梦龙的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他瞟了一眼在旁边假装读《毛主席语录》的警察，想到自己来之前得到的警告，决定还是不说为好。而且，他知道自己对李艳梅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增加李艳梅的心理负担和痛苦。此时此刻，他看着爱人，心里已经满足了，因为李艳梅敢于来探监，就证明了她的爱情。对他这样不幸的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人已经活到这种地步，还能有什么奢望吗？他不是英雄，但也是个男子汉啊。他要给自己的爱人留下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他说：“那件事情已经说不清了，就算了吧，别提它了。我还有句话要对你说。”赵梦龙觉得自己的喉咙有些发堵，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艰难地说：“艳梅，我就要走了，大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咱们之间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这辈子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而且得到了你的爱情。我知道你不愿意和我分手，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是个劳改犯，注定要死在监狱里了。这是你我都无法改变的。我想，反正咱们也没在学校公开关系。别人都不知道。你曾经说过，我挺有保密工作的天才。那咱们就继续做下去吧，让这种关系永远成为你我心中的秘密！艳梅，我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看我。真的！我现在感到非常幸福。艳梅，我也知道你不会把我忘掉，但是我希望你把我忘掉。反正你绝不要等我，因为我不会回来了。不会了，真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艳梅，我祝你幸福！”此时此刻，赵梦龙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个大义凛然的英雄。
　　李艳梅哭成了泪人。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个字：“不！不！”
　　探监时间结束了。
　　第二天，赵梦龙被押上西去的火车。他从此失去了李艳梅的消息。在劳改场那种生活条件下，他坚强地活了下来。这不仅因为他懂得生命的宝贵，而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究竟是谁陷害了他？诚然，他的心中有所猜测，但是没有证据。
　　多年以后，当他终于得到平反的时候，他才从有关的材料里找到了陷害他的那个人的蛛丝马迹。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老同学孙飞虎一手炮制的。这验证了他的猜测。此时，他已不是原来那个善良软弱的年轻人。数年的劳改生活使他提前进入中年期，也使他的心变冷变硬了。不过，他心中并没有不顾一切的复仇冲动，他要冷静地报仇！
　　出狱之后，赵梦龙曾经回到原来的学校去找李艳梅和孙飞虎，但是没有找到。几经周折，他才得知李艳梅和孙飞虎结了婚，两人去了南方。
　　赵梦龙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是活下去。而且，他要活得像个样子。因此，他必须把复仇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多年的劳改生活使他变成意志坚强的人，一个比常人更能付出也更珍惜收获的人。经过一番奋斗，他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去了美国。后来，他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专业学习上，使他忘了复仇。
　　许多年以后，赵梦龙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又见到已然是老夫老妻的孙飞虎和李艳梅。看着他们成双成对的样子，复仇之火又在他的心底燃起。他也曾试图说服自己，事过多年就算了吧。但是他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孙飞虎那张丑恶的嘴脸，就会看到孙飞虎在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寻欢作乐……一想到这些，他就会感到胸中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他一定要报仇，他甚至觉得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报仇。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设计一套完美的行动计划。一想到他能让孙飞虎在恐惧和悔恨中死亡，他就会感到强烈的兴奋和欣喜……
　　何人发现杨先生很有讲故事的天才。也许，这是他多年从教的结果吧。当然，他编的故事也很感人。何人猜想，他为编这个故事，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何人说：“谢谢您，杨先生。您编得太好啦，我一定把它写进小说里。”
　　杨先生又倒上一杯咖啡，加了些牛奶，用小勺轻轻地搅拌着，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你给小说起了一个很有意境的书名——《黑蝙蝠·白蝙蝠》。从表面来看，黑蝙蝠代表那个姓蒋的老先生；白蝙蝠嘛，指的是武夷山的白蝙蝠。但是把它们并列在一起，还可以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
　　“是吗？这就是作者无意，读者有心了。黑蝙蝠，白蝙蝠，这似乎体现了司法裁判的两难处境。在因证据不足而使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的时候，司法人员的裁判难免出现错误。判有罪吧，可能是错判。判无罪吧，可能是错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在这两种可能的错误面前，司法应该作出哪种选择呢？是宁肯错判也不错放，还是宁肯错放也不错判？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200年前就说过，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错判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一定要在刑诉法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杨先生的眼睛里流泻出淡淡的忧伤。
　　何人感觉到了，但是没有问。
　　教堂里传来午夜的钟声。他们恋恋不舍地走出酒店，沿着宁静的小街向杨先生的家走去。
　　何人把杨先生送回家之后，带着几分酒意向旅馆走去。他觉得在埃克斯这最后一个夜晚过得很有情趣也很有收获，而且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突然，一阵悠扬的箫声随风飘进耳鼓。何人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去。箫声是从杨先生的房间传出来的。毫无疑问，这是他吹的。对了，杨先生的房间里有一支紫色的长箫。但是何人没想到他吹得这么好听。
　　这是一曲“春江花月夜”。在这寂静的夜晚，在品味了高雅的晚餐之后，这优美熟悉的旋律别有意味。何人被陶醉了，难以迈步。然而，听着，听着，他又觉得这乐曲声是那么凄婉，那么催人泪下。
　　回到旅馆，何人在一楼的信箱里看到一封来信，是国内那位律师写来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了起来——
　　何人兄：
　　你好！
　　来信所求之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分晓。根据法学界的朋友所说，你信中讲的那位怪僻的老先生肯定是杨保良教授。他这个人的经历很坎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好像在劳改场关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被平反，开始从事证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他出国留学，应该是去的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去了欧洲，具体在哪个国家就不清楚了。但是他曾回国参加过一些研讨会之类的活动。去年他回国期间还莫名其妙地卷入一起杀人案，被列为重大嫌疑人，后来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据说他又出了国，没有再回来。
　　我想，你一定把他作为小说中的人物素材了吧？希望早日拜读你的新作。
　　祝你
　　生活愉快！
　　经华
　　1998年10月11日
　　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何人的心底升起，使他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第30章 临终的忏悔
　　10月19日早上，何人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归咎于那些1996年产的波尔多葡萄酒。他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行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房门。
　　进门后，杜邦看了看何人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汉语说：“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人。他们相识多年。何人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何人故作沉着地说：“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他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没门！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何人跟着杜邦走下楼，办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他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眼生活了两个月的地方，钻进杜邦的小汽车。他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朋友那里取封信。”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何人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多次要求他给介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
　　杜邦笑了，“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她很漂亮吗？”
　　“是男的。”
　　“那就是同性恋了，你可真时髦啊！”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就更时髦啦！”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杯啤酒，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