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些使命将携手走向人类总使命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构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圣的。
——青年欧洲兄弟守则，1834年
这一天将会来临……当优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义的青铜底座上，一只手握着启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另一只手持着仲裁者的天平。人们将恳请她解决争端，即那些现在向我们高喊强权即公理，并轻蔑地用长筒靴踢打我们的民族。
——西本费弗尔（Siebenpfeiffer）的汉堡演讲，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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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后，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样，赞成革命的总运动分裂了。而分裂所导致的一项后果值得特别注意，即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发展的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后由马志尼创建或发起的“青年”运动：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纪40年代类似的青年爱尔兰。青年爱尔兰是芬尼亚勇士团（Fenians）或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纪早期密谋派兄弟会组织当中，唯一延续至今且获得成功的革命团体，并以进行武装斗争的爱尔兰共和军而闻名于世。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且只要有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们完全无效。但在象征性意义上，它们却极其重要，从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采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这类标签，即可见一斑。它们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这类民族革命团体之间，无疑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帜——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三色旗。他们的成员认为：其自身的要求与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他们的确设想建立一种可同时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革命团体则倾向于通过为大家选择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来为其首先关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态进行辩护。借由意大利（据马志尼说的）、波兰［据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说的］，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民将被引向自由。这是一种很容易沦为保守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的观念，在那些强调自己是神圣的罗马第三帝国的俄国亲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后不断重复着将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国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大家一致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可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世上的确只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让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动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个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一小撮密谋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兰”或“德意志”，只有对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义。
如果新兴的民族主义只限于民族革命兄弟会的成员，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实上，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以双元革命的结果出现，并显露在政治自觉之中。这些力量当中，最早出现且最强大的是小地主或乡绅的不满，以及在许多国家当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两者的代言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
小乡绅的革命作用，也许可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说明。总体而言，当地的土地大亨早就发现与专制主义和外国统治达成协议，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吸收为维也纳宫廷的社会支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参加1848年革命。对于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zpospolita）的记忆，使波兰的地主权贵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准民族主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Hotel La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é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1/8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了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这类乡绅长期以来已成为本国专制主义、外族以及巨富统治的反对堡垒，隐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尔文派和县级机构的双重支持背后。很自然的，他们的反对、不满，以及希望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愿望，如今将引燃民族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民族商业阶级，竟是个较小的民族主义因素。众所公认，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联合下的德意志》（Deutschland über Alles ）的作者呼唤：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袜带，
羊毛和肥皂，纱线和啤酒。[1]
民族精神所无法促成的民族统一意识，德意志已借由关税同盟达成了。然而，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比如说，（日后将为加里波第提供许多财政支持的）热那亚的船运商对意大利民族市场的喜爱，会更甚于远较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在特定省份内发展出来的工业和贸易核心，当然会对现存的歧视表示不满，但是在他们心底真正喜爱的，显然是此刻对他们开放的帝国大市场，而不是未来独立的民族小市场。因此，波兰企业家既然有整个俄国可资利用，自然少有人会去支持波兰民族主义。当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称“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时，他不仅是在吁请君主反对德意志，而且也表达了一个庞大却很落后的帝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合理心声。然而，商业利益有时也领导着民族主义，例如像比利时，该地一支强大的工业先驱社群，基于十分奇怪的理由，认为处在荷兰商业集团的有力统治下，他们的地位将非常不利。比利时是在1815年陷入荷兰手中的。不过这是个特殊例子。
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强大支持者，是下层和中层的专业、行政和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当然，这些人与商业阶级并无明显区别，尤其是在落后国家，那里的土地行政人员、公证人和律师等等，通常即等于农村财富的主要积聚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先锋，是沿着教育进步的路线进行战斗，而教育进步，则显现在大批“新人”进入当时仍被少数精英占据的领域。学校和大学的成长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其自觉的斗士：普鲁士与丹麦之间，曾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先后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过两场冲突，但在此之前，基尔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便曾为了这个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生过激烈争执。
教育的进展十分明显，虽然“受教育者”的总数仍然很小。法国国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在1809—1842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增长得特别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过1.9万人（那时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孩子[2] ，总数是7万人）。俄国于1850年左右，在6 800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名中学生。[3] 大学生的人数尽管不断增加，但其总数却很少。很难想象，1806年后那些受解放思想煽动的普鲁士大学青年，据说在1805年时竟不超过1 500人；后1815年的波旁王朝毁灭者，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在1815—1830年间，共训练了1 581名青年，即每年仅招收约100人。学生们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使我们很容易忘记下述事实：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未进行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可能总共只有4万名大学生，虽然数目仍在上升之中。[4] 俄国的大学生人数便从1825年的1 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 600人。而且即使人数没有增长，社会和大学的变化（参见第十五章），也为学生赋予了一种社会团体的新意识。谁也不记得在1789年巴黎大学有大约6 000名学生，因为他们在大革命中没有发挥过独立作用。[5] 但是到1830年，任谁也不能忽视这群年轻大学生的重要性。
少数精英可利用外国语言活动；而一旦受过教育的干部变得足够多时，民族语言就会自行产生影响（如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各邦为争取承认其语言而做的抗争）。因此，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都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19世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跨出了这一步。于是有关天文学、化学、人类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这10年中写作或完成的；而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腊文的第一批学校教科书，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匈牙利议会的官方语言，虽然受维也纳控制的布达佩斯大学，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语课程。（可是，为争取使用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的抗争，从1790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萨格勒布（Zagreb），盖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综合体的第一种书面语言，出版了他的《克罗地亚报》［Croatian Gazette ，后来改名《伊利里亚民族报》（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 ）］。在很早就拥有官方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来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后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和法语）出版的书籍，首次持续超过90%，法语书籍的数量，则在1820年后降到4%以下。[1] [6] 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给予我们一个可资比较的指标。例如，德意志出版的书籍数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约4 000种；但1841年却上升到1.2万种。[7]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仍是未受过教育的。的确，除日耳曼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和美国公民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几个民族可说几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识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时候招募到奥地利军队中的达尔马提亚人，也只有1%能够读写），或者像只有2%识字率（1840年）的俄国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岛战争后，似乎总共仅有8 000名儿童在校），以及除伦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纪40年代，甚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8] 文盲绝非政治意识的障碍，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指出，除了已受双元革命改变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爱尔兰，那种近代式的民族主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
把民族主义等同于识字阶层，以俄国大众为例，并不是说，当他们碰到非俄国的人或事物时，不会产生“俄国人”的自觉。然而，对一般群众而言，民族性的检验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为天主教徒来确定的，俄国人则依据是否是东正教徒。然而，与外国文化直接接触的情形虽日渐增多，但仍属罕见，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对广大群众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们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书写语言，而且说着彼此几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意志，爱国主义神话也极端夸大了反拿破仑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意志西部，尤其是法国自由征召的战士中，法国仍极受欢迎。[9] 隶属于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许表现出对碰巧也是德意志的敌人法国人的不满，但这其中几乎不带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任何愿望。此外，民族主义是以中产阶级和乡绅为主干的事实，就足以使穷人们秉持怀疑立场（像南意大利烧炭党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和其他密谋派所表现的那样）。波兰激进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试图动员农民，甚至到了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们还是几乎彻底失败。即使这些革命派实际上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加利西亚的农民在1846年还是会反对波兰革命者，他们更愿意屠杀乡绅并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直到19世纪2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几乎没有什么移民或外迁者，除非是在军队和饥饿的强制下，或在传统上经常迁移的社会中，例如在北方从事季节性建筑工作的法国中部农民，或者德意志的流动手工业者。远离家园还意味着一种思乡病，但不是即将成为19世纪特殊心理病的那种温和形式的思乡病（反映在无数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医生们在临床上最早用来描述旅居国外的旧式瑞士雇佣军，那种强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征兵中，便可发现这种疾病，特别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遥远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它可以使一个爱沙尼亚女仆离开她那位极其仁慈的萨克森库吉尔根（Kügelgen）雇主，尽管在萨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乡却将沦为农奴。迁居和移居国外（其中移居美国的数据最方便查找）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虽然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达到很大的比例，那时有175万人越过北大西洋（将近是19世纪30年代数字的3倍）。即使如此，英国之外唯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遣送子孙到东欧和美国做定居农民，到欧洲大陆做流动手工业者，并到各国充任雇佣兵。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1848年真正以群众为基础且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西方民族运动，只有一次，而且即使这次，也因为与教会这个强大的传统支撑者保持一致的态度，而获致巨大好处。那就是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85—1847）领导下的爱尔兰取消联合运动。（译者注：19世纪初，爱尔兰反对与英国组成联合王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奥康奈尔是农民出身、嗓音洪亮的律师鼓动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唯一的一位）普受欢迎的奇里斯玛型领导人，他带动了当时犹属落后群众的政治意识觉醒。［1848年前，唯一可与奥康奈尔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爱尔兰人奥康纳（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为英国宪章运动的象征；或许还有匈牙利的科苏斯。科苏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获得某些群众声望，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其威望实际上是因身为乡绅拥护者而获致的，由于他后来被历史学家奉为圣人，因此很难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经历。］奥康奈尔的天主教联合会（Catholic Association），在争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争中，赢得了群众支持和教士们的信任（这点未获完全证实）。这个联合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与新教徒乡绅和英裔爱尔兰乡绅发生关系。它是农民和那个贫困大岛上的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的运动。被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浪潮推上领导地位的“解放者”，是贯穿爱尔兰政治史上那个令人震惊的世纪的首要推动力。这个力量在秘密恐怖会社中被组织起来，而这些会社本身，则有助于打破爱尔兰的地方主义。然而，奥康奈尔的目标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独立，而是通过与英国辉格党达成协议或谈判，来实现温和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自治。事实上，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农民革命家，而是温和中产阶级的自治主义者。的确，后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很像更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批评在其国家历史上占有类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来能够发动整个爱尔兰起来反对英国人，但他却有意地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亦即他所领导的运动，的确得到广大爱尔兰民众的真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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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世界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一般情况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统治）的人民起义运动，有时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民族运动的走向。这类运动指的是反对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反对俄罗斯人，以及印度反对入侵的英国统治者的战斗。把诸多的近代民族主义塞入对这类民族运动的理解之中，是不恰当的，虽然在武装好斗的农牧人口聚居的落后地区，以部落集团为组织，而且由部落酋长、绿林英雄或先知们所发动的对外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信任的）统治者的抵抗，采取了一种与精英式民族运动颇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义的人民战争形式。然而实际上，马拉特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军事集团）和锡克教徒（一个军事宗教派别）分别于1803—1818年及1845—1849年所发起的抗英运动，与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几无关联，而且他们也没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2] 野蛮、英勇、世仇不断的高加索部队，在穆里德运动（Muridism）的纯净伊斯兰派别中，暂时找到了团结一致、反对俄国人入侵的纽带，而且找到沙米尔（Shamyl，1797—1871）这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组成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在苏联一个小共和国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体（已具近代民族意义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未参加沙米尔运动）。被诸如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Senussi）等纯净宗教派别所扫荡的贝都因人，为了安拉的单纯信仰，反对赋税、苏丹和城市的营私舞弊，并为了保有简朴的牧民生活而战。但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产物），是来自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营地。
甚至巴尔干各国，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驯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行动，也不应过于简单地用近代民族主义来加以解释，虽然许多吟游诗人和勇士［两者经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诗人——武士——主教们］，会使人回忆起像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样的准民族英雄的荣耀，以及像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Kossovo）战役中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悲剧。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愿的地区，起义反对当地政权或削弱奥斯曼帝国，都是极其自然的举动。然而，仅只是因为经济上共同的落后性，才让我们把今日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了他们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这个概念是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物，而不是那些实际为自由而战者所欲追求的结果。[3] 信仰东正教的门的内哥罗人从未被征服过，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同样多疑但团结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则像多瑙河平原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样乐意，并且以比阿尔巴尼亚边疆地区东正教“老塞尔维亚人”更大的热情，起义反对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纪率先起义的巴尔干人民，是在英勇的猪贩子、绿林好汉黑乔治（Black George，1760—1817）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在他起义（1804—1807年）的最初阶段，甚至并未提出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口号；相反，他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当地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在巴尔干西部山区的早期起义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早期已对那种非依民族划分的自治公国感到不满，该制度是由强有力的总督，人称“亚尼纳之狮”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鲁斯（Epirus）建立起来的。
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与绿林英雄在反对任何实存政府的持久战斗中，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融合起来。那就是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因此不足为奇的，希腊成了各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干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é Hetairí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